中庸及中庸之道简介,读出了哪些被人忽视的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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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鱼儿30码,从何时起,“中庸”在中国成了骂人的词。说一个人“中庸”,就是批评他做人模棱两可、做事首鼠两端,凡事乡愿、投机、好好先生,喝两杯茶。

        “中庸”的思想,起源于上古时代。《论语·尧曰》记载,尧禅位于舜,舜禅位于禹,唯一告诫的话是,一定要做到“允执其中”,“允”是信的意思。传位者说:如不真诚地实践“中”道,四海的百姓穷困,你的禄位就会永绝。使用、奉行中道,是圣王相授受的经国大道。今天,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“中庸”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。

小鱼儿30码开奖结果,事实上,被污名化的“中庸”,与它的本来面目已经毫无关联。要回到“中庸”的本来面目,不妨看李嘉诚悬挂的那副被引用得最多的左宗棠对联:“发上等愿、结中等缘、享下等福;择高处立,就平处坐,向宽处行。”

      中与庸及孔子的“中庸”思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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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(一)中与庸什么是“中”?什么“庸”?什么是“中庸”?“中”字的本义,有几种说法:像射箭中靶的形状;立木表测日影的正昃;像旗子,氏族首领立旗于中,以聚四方之人等。《说文》:“中,内也。从口、∣,上下通。”这“中”字,相对于“外”来说是“内”,里面;在方位上,相对于四周来说是等距离的“中心”;在程度上,是相对于上等与下等的中等;在过程中,是相对于全程来说的“一半”;而相对于“偏”来说,那就是“正”,不偏不倚。我们今天讲的“中庸”之“中”,即是指适中,正当,恰如其分、不偏不倚、无过无不及的标准。

左宗棠手迹

      “庸”字的本义,也是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大钟,通“镛”;有人说是城,通“墉”;有人说是劳义,通“佣”;有人说是功义,以钟记功等。“中庸”之“庸”有三个意思:第一,何晏讲是“常”,程子讲“不易之谓庸”,即恒常而不易之理,变中不改变的道理;第二,朱子讲是“平常”,即平凡、平常之德,徐复观讲是每个人所应实践、所能实现的行为;第三,《说文》:“庸,用也。”就是运用。郑玄讲,《中庸》这篇文章,是记中和之用的。

左宗棠作这副对联时,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正是“中庸”。

      (二)孔子论“中庸”。在孔子那里,“中庸”既是道德修养的境界,又是一般的思维方法论。

作为四书之一的《中庸》,是人修身后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,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。其“过犹不及”、“无过无不及”的方法论,放到任何时代也不过时。左宗棠事业、家庭双成功,跟他将“中庸”运用进事业、家庭中的方方面面,有着较大的联系。

        首先,我们看修养的境界。孔子说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民鲜久矣。”“中庸”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,一般人很难达到。孔子称赞“中行”之士。“子曰: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!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狂者一意向前,是豪迈慷慨之士,心地坦然。狷者毫不苟取,不要不义之财,个性独立又有修养。孔子说,实在是找不到言行合乎中道的人交朋友,那一定要交狂狷之士做朋友呀!进取的狂者与有操守的狷者都很不错,但还不是第一等人,第一等人是综合了两者之优长的中行之士。孔子的弟子说孔子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,恭而安”,这是性情上的中道,也是修养的境界。

《中庸》一书,凡三十三章,3568个字。 它给左宗棠的启发与教益,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小鱼儿30码资料,        “中庸”之道不是不要原则,不是迎合所有的人,那是滑头主义的“乡愿”。孔子批评这种无原则的滑头主义,说:“乡愿,德之贼也。”有人说儒家、孔子及其道德论是“乡愿”,说“中庸”之道是折中主义、苟且偷生,当然是毫无根据的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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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其次,我们再看一般方法论。孔子的“中庸”又是普遍的方法学。《礼记·中庸》引孔子的话说:“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。”这里提出了“时中”的问题。孔子是“圣之时者”,最有时间意识,不舍昼夜,自强不息。“时中”的意思是随时制宜,随时符合标准。如果一定时空条件下的“礼”是标准与原则的话,“时中”的要求是指人的行为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。“立于礼”,符合礼,不是机械地拘执僵死的教条、规范。孔子有“叩其两端而竭焉”的方法,即不断地从两个不同的方面、端点(如阴阳、强弱、大小)去叩问,去启发,去思考并解决问题。他又提倡“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”,即“执两用中”,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统一平衡的契机,具体分析,灵活处理,辩证综合。

一、 真我,不压抑

      《中庸》的思想要点。我们通过细读原文来把握《中庸》的几个要点。古书要诵读,不能只是看。读书出声,抑扬顿挫,朗朗上口,读出其韵味与真意。读书百遍,其意自现。

中国古代推崇“以德治国”,其实质是“礼治”。

        (一)性、道、教的关系与“致中和”《中庸》开宗明义指出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”这是全书的纲。意思是说,上天所赋予人的叫做“本性”,遵循着本性而行即是“正道”,使人能依其本性而行,让一切事合于正道,便叫做“教化”。“率性之谓道”,“率”音“帅”,是循的意思,率性是循其性,而不是任性。一切人物都是自然地循当行之法则而活动,循其性而行,便是道。一切物的存在与活动,都是道的显现。如就人来说,人循天命之性而行,所表现出来的便是道。如面对父母,便表现孝。人因为气质的障蔽,不能循道而行,所以须要先明道,才能行道,而使人能明道的,便是教化的作用。一般人要通过修道明善的工夫,才能使本有之性表现出来。

先秦儒学的礼教,本来是尊重人的自由与天性的。不独孔子本人经常与学生在阳春三月一起踏春、游泳,无拘无束,甚至想到带学生去海上玩漂流。孔子之孙子思编写《中庸》之时,仍将尊重人的天性与自由心性放到第一位:

        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“中节”的“中”念“众”,符合的意思,“节”即法度。情感未发之前,心寂然不动,没有过与不及的弊病,这种状态叫“中”。“中”是道之体,是性之德。如果情感抒发出来能合乎节度,恰到好处,无所乖戾,自然而然,这就叫做“和”。“和”是道之用,是情之德。“中”是天下事物的大本,和则是天下可以通行的大道,谓之“达道”。君子的省察工夫达到尽善尽美的“中和”之境界,那么,天地安于其所,运行不息,万物各遂其性,生生不已。

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”

      (二)修身的五达道与三达德。《中庸》指出:“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;思修身,不可以不事亲;思事亲,不可以不知人;思知人,不可以不知天。”这是说,治国君子不可不讲修身;想修身,不可不侍奉双亲;要侍奉双亲,不可不懂尊贤爱人;要懂尊贤爱人,不可不懂天理。五伦为五达道,即人人共由之路,普遍之道;智慧、仁爱、勇敢为三达德,即实践五条大路的三种方法。“天下之达道五,所以行之者三。曰:君臣也,父子也,夫妇也,昆弟也,朋友之交也,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(智)、仁、勇三者,天下之达德也,所以行之者一也。”通过五伦关系的实践过程来修身,也即是通过日常生活来修养自己。

意思很明确,遵从人的天性与自由来生产知识、规范文化,是一切知识与文化的根源。

      (三)贯通“天道”与人道的诚及诚与明。关于天与人、天道与人道的关系,《中庸》是以“诚”为枢纽来讨论的。“诚”是《中庸》的最高范畴。“诚”的本意是真实无妄,这是上天的本然的属性,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道理。“诚者,天之道也;诚之者,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从容中道,圣人也。诚之者,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天道公而无私,所以是诚。“诚之者”,是使之诚的意思。圣人不待思勉而自然地合于中道,是从天性来的。普通人则有气质上的蔽障,不能直接顺遂地尽天命之性,所以要通过后天修养的工夫,使本具的善性呈现出来。这是经由求诚而最后达到诚的境界的过程。求诚的工夫是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”这是五种方法。广博地学习,详细地求教,谨慎地思考,缜密地辨析,切实地践行,这“五之”里面就包含有科学精神。《中庸》认为,由至诚而后明善,是圣人的自然天性;而贤人则通过学习、修养的工夫,由明德而后至诚。由诚而明,由明而诚,目的是一样的,可以互补。

左宗棠是一个真正本色的“率性”之人。一方面因为天性,左宗棠从小生得“燕颔虎颈”,属于智勇之人;另一方面也因为后天学习,左宗棠自小喜好孟子,内心蓄养“浩然之气”,培植出了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概。

      (四)成己与成物,极高明而道中庸。《中庸》曰:“诚者自成也;而道自道也。诚者物之终始,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,所以成物也。成己,仁也。成物,知(智)也。性之德也,合外内之道也,故时措之宜也。”这里是讲人道。意思是说:诚是自己所以能实现、完成、成就自己,而道是人所当自行之路。诚是使物成其始终的生生之道,没有诚也就没有万物了。所以君子把诚当作最宝贵的东西。诚一旦在自己心中呈现,就会要求成就自己以外的一切人、一切物。当人的本性呈现,即仁心呈现时,就从形躯、利欲、计较中超脱出来,要求向外通,推己及物,成就他人、他物。仁与智,是人性本有的,扩充出来,成己成物,即是兼物我,合外内。人之本性圆满实现,无所不通,举措无有不宜。凡俗生活中有高明的境界。《中庸》提出了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的统一、平凡与伟大的统一: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,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。”既保护、珍视、养育、扩充固有的善性仁德,而又重视后天的学习、修养;既有远大的目标,而又脚踏实地,不脱离凡俗的生活世界,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,在尽伦尽职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的合一之境,实现崇高。高明的境界离不开凡俗的生活,就在凡俗的生活中实现。

先秦儒学经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,到宋朝时已经异化为理学。理学的核心价值观,是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理学强制个人与自我私欲作斗争,虽然人的私欲一定程度被压制住了,但人心的生机同样也被压抑了。人为营造出一个虚假的“低欲望社会”,人心口不一的情况骤增。清朝沿袭宋明理学,读书人“伪性”蔓延,敢于“率性”以真面应世的人,日见寥落。

当越来越多的人喊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,喊得那么自然,仿佛跟真的一样,击鼓传花式的庸官便充斥了晚清时代官场。“率性”的左宗棠一反时代的慵懒暮气,他以民间乡贤身份步入仕途,便是用自己在草野民间生长蓄养的清气、正气,为几乎完全瘫痪的大清帝国强骨换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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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甘总督时期的左宗棠

在培植家族元气、教育子孙后代方面,左宗棠得益于《中庸》的:“和”:

“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”

《中庸》的核心价值观之一,是“中和”。

成年后的左宗棠,是一个个性刚直的人,同时也是一个内心蓄养了盛气之人。如果不是修养到位,军事统帅的职业,容易将工作作风带进家庭、家族。

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英勇杀敌的左宗棠以“中和”齐家。他自制一张七弦琴,手把手教四个女儿从小学琴;他教育子侄辈,家庭以“和顺”为尚,夫妇以“同心”为贵;他唤醒四个儿子的“亲亲之爱”,主张“兄弟天亲,原本无隔”。

古话说,家和万事兴。家族内部惠风和畅,人丁自然兴旺。左宗棠八个子女,直系后人今天近五百人,是曾国藩后人的四倍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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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真实,不虚伪

《中庸》之要,在一“诚”字。

为学、做人,为什么要“诚”?《中庸》这样阐述:

“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,则能尽人之性。能尽人之性,则能尽物之性。能尽物之性,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,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

“诚”的含义,接近于今人谈的实事求是。

同时代的理学大家曾国藩推崇“诚”。他留下一句名言:“惟天下之至诚,能胜天下之至伪;惟天下之至拙,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他说的“诚”,站在理学的角度,兼具《大学》的“诚意”与当代人说的实事求是含义。

左宗棠则站在道家庄子的角度,将“诚”表达为“真实”。

什么是“真实”?“真”就是保有人的天性与自由心性;“实”就是为人不虚妄,办事尚实干。

但左宗棠的“真实”,始终恪守儒家礼制,率性而不任性。因为孔夫子说过:“恭而无礼则劳,慎而无礼则葸,勇而无礼则乱,直而无礼则绞。”

左宗棠统帅部下最多时达10余万人,手下谋士如云,猛将如雨,从楚军到西征军到恪靖定边军,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,得益于左宗棠在部下面前真实、坦诚,用人以廉洁、能干,凝聚人以公、明、信。

左宗棠一生事功彰着,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他站在全球化的高度,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,得出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:“论理亦论势”。尊重契约精神,以合同文本说话,在道理上首先站住,以军事势力作后盾,给对方留有余地,有理有节地让谈判国接受中国的条件。

比照之下,曾国藩晚年之所以卷身“天津教案”,弄得自己“外惭清议、内疚神明”,根本原因,他信奉纯粹的“诚”字外交。他的逻辑是,外国人也是人,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只要我抛出自己一片心,外国也会抛出自己一片心,坦诚相待。他没有想到,西方国家着眼于利,看重的是契约,迷信的是武力,不看重“诚心”。

山羊在灰狼面前抛出自己一片诚心,结局不外是将自己抛上餐桌。

外交“真实”需要辅以智慧,缺乏智慧的“真实”,只是单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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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智慧,实干家

古人判断一个人的潜力、作为,看重根器,也就是天资。

左宗棠的根器偏重于智性。他自己早年就意识到了,所以以中国“智圣”诸葛亮自比。

智性的人,在个人修身与出山办事时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、办事方法,《中庸》一书也有详细描述,概括为五个方面:

“唯天下至圣,为能聪明睿知,足以有临也;宽裕温柔,足以有容也;发强刚毅,足以有执也;齐庄中正,足以有敬也;文理密察,足以有别也。”

对照去看,左宗棠“宽裕温柔”的容人之量,在1860年搭建楚军班子时便运用出来了,刘典性格偏激,杨昌浚性格和顺,两种完全相反的性格,左宗棠同时将他们纳于帐下。

“发强刚毅”的果断风格与担当精神,左宗棠在实践中以成就感激励将士,以法家的霹雳手段严肃军纪,打造出了晚清第一常胜军团队,他本人也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的鹰派。

“齐庄中正”的处世原则与敬业精神,左宗棠运用进为官之中,为了坚持自我原则,实现理想,他不惜与跟自己在国事、兵略上存在较大分歧的曾国藩、郭嵩焘、李鸿章先后分道扬镳,而不愿充当好好先生,和光同尘,哪怕遭遇他人非议,也不放弃原则与理想。

“文理密察”则贯穿了左宗棠军事全过程。从出山之初,他跟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,士兵罚20军棍以上,他一定亲自主罚;每打一仗,左宗棠必事先周密计算,将全部可能性像列数学公式一样全部推算出来;他凡事注重条理,大事不糊涂,小事也精明。他凭借自己过人的精力与“惕励”的智慧,创下了千年一见的事功,成为湖南自古及今的第一能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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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频说

《中庸》一书,是经过两千多年时间检验的适合中国人修身、处世的价值观与方法论。左宗棠的过人之处,在于他针对自身的特点,吸取其中的精华。今天去看,《中庸》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人的人心特点基础之上的,所以历百代而不过时;但《中庸》的方法论更多只是人自心把握的一把尺度,作用是用以规范自我的内心、言行标准,而不是用来应付社会的说辞,否则沦为“要别人中庸主义,对自己自由主义”。今人只要把握中庸原则自修,仍能从中获得事业、家庭成功的智慧启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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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徐志频

图片来自《左宗棠:家书抵万金》及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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